弗罗曼警告：全球吸纳中国产能的极限即将到达

弗罗曼指出，中国的制造能力已达到强大的水平，至于他对全球承载中国过剩产能的判断，则是“正在接近临界点”。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赞美，反而隐含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预警。作为奥巴马总统任内的美国贸易代表，现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，迈克尔·弗罗曼是华盛顿对中国贸易观察的权威之一。他的看法并非无的放矢，而是基于数据分析。预计到2025年，中国的贸易顺差将达到1.2万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，这一增速是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速度的三倍。再加上到2026年初，顺差还将扩大20%以上，而全球GDP的增速仅为3.1%；中国制造业目前已占据全球市场的30%；而根据联合国的估算，到2030年这一比例有望冲击到45%。在电动汽车的生产领域，中国的产能足以满足全球三分之二的需求；然而，国内近三分之一的工业企业现实中却面临亏损。这显示出一种明显的不平衡现象，尽管弗罗曼的警告或许未必准确，因为主导全球贸易的仍是美国，一旦爆发全球经济危机，其源头也必会在美国。

弗罗曼的言论似乎在制造一种关于中国的恐慌，而这种恐慌的另一面则是全球纷纷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反制措施。话题不禁让人想起了广场协议的历史：当时人民币被动升值，西方的高收入者们联合起来压制中国的出口行为，通过反补贴调查及加征关税来促使中国削减出口补贴。这一切并非阴谋，而是全球贸易竞争的自然结果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谁来主导21世纪的贸易议程，谁能重构规则，以及如何替代中国的供应链。尽管这些问题千丝万缕，却有着一个不争的事实：未来的方向已然明确。这不仅仅是错与对的问题，更是两种叙事体系之间的较量。中国需要思考的是，如何重塑那台“不能停歇的工业机器”。这一点，学术界已经辩论良久，讨论的焦点无非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争论，然而很少有人触及机制层面的探讨，这让争论变得局限，残留的只有窄小的科技创新通道。各方拼的便是速度与实力。那么，您对此感到乐观还是悲观？或许两者都不是，这更像是一场博弈，既要与美国比拼，也要与自身较量，最终看时间将站在谁的一边。对于中国来说，科技创新的成效必须够快，以超越过剩的产能，新增的就业机会要比失业人数增加得更快，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需优于负债增长速度，居民收入的提升要快于GDP的增速，财政收入的提升速度要超过债务利息增长的步伐，而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转移也需超越行政性开支的增长。任何一个环节的滞后，都会成为后续发展的负担。中国真正面临的挑战是来自自身。特别是在这一关键时期。